医托都是被小医院或诊所雇用的，双方五五分赃。医托内部有帮派。据知情者说，以前盘踞在北医三院附近的一帮医托，每人每年收入十五万元左右。两年前，现在这帮医托把原来那帮赶走了。这帮人里，最能挣钱的是两个男胖子，夏天的时候，一天能“托”走十来个病人。“这两人一个月收入1万元是没问题的。其他人不如两个胖子厉害，但是一天也至少能托走四五个，有的时候七八个，甚至更多。”

　　北医三院保卫处治安组组长王斌证实，这些医托里，不断有人走，有人来，但有些老面孔在北医三院门口已经晃荡了两年了。

　　北医三院保卫处副处长巨睦说，这两年，北医三院联合公安机关，对医托的打击比较厉害，仅2005年下半年就打击了两次。“他们以前还敢明目张胆地拉着患者，这一两年，只发宣传材料和写纸条了。”巨睦说。

　　可是北医三院门口的医托并没有因打击而减少。巨睦说起来很无奈：“打一阵好一阵，过段时间又来了。”

　　只要雇用医托的小医院小诊所仍然存在，就总会有人被利益诱惑去当医托

　　“根子在非法行医。”巨睦说。巨睦认为，只要雇用医托的小医院小诊所仍然存在，医托这个行当就会有利可图；这样就总会有人被利益诱惑去当医托。

　　北医三院2004年1月5日曾给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提交了一份报告，介绍了医院周边号贩子和医托的情况并提出整改建议。

　　这份报告称：“这些医托大多将病人带至香山、五棵松、石景山、亚运村、公主坟等地的军队、武警及某机关大院的门诊部找某某大夫。经我们了解，这些所谓的大夫并非上述门诊部的正式人员，均是租用门诊部的诊室，然后让医托为其拉病人。”

　　王斌在协助民警取证时，常常发现雇用医托的诊所深藏在某个部队大院中，而前去取证的人常常被守门的战士拦下。王斌认为，有关部门对医托的整治没有联合起来，是至今劳而无功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该报告认为，整顿医托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：一、公安机关打击力度不够；二、医托问题的定性不明确，对医托只能进行批评教育，收效甚微。

　　据北医三院保卫处记录，2005年4月至5月，抓住医托4人。“抓了根本没用，取证很难，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管这个，派出所抓了也只能放回来。”巨睦回忆，这几年，派出所只关过一个医托，是一个老太太，因为执法人员盘问她时，她跟执法人员“捣乱”，于是派出所以“扰乱社会秩序”关了她七天，又放了。

　　而医院保卫处只能在患者投诉时，让患者自己将医托指认出来，帮患者追回钱款，并赶走医托。“这些医托也懂一些法。他们会说，医院是公共场所，我什么都不干，呆在这儿不行吗，你们没有权力赶我走。或者挂一个便宜的号，就说是来治病的。有些医托被抓住了，会说自己是法盲，不知道雇用自己的医院是不是合法，自己只是来发广告。”巨睦说。

　　就此，北医三院提交的报告提出了两条建议：一、建议制定有关医托问题的专门法规，使今后处理此类问题有法可依；二、建议清理整顿军队大院内的小门诊部，使医托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。

　　如果看病不是这么难……

　　这是一个平常的星期一早晨。6时30分，北医三院门口排队挂号的人群已经排出挂号大厅，排出医院门口。7时，开始放号，陆续赶到的人们依次排到队伍末尾。7时10分，队伍的前端开始骚动，“怎么专家号就没了”？人群中有人叫喊。7时40分，队伍后端有人开始离开。“这会儿普通号都没了，还排着干吗？”有人低声抱怨着走了。

　　“给我50元，明天我帮你排号。”北医三院门口一个卖水果的大妈说。“我这算便宜的。你去找那些票贩子的话，200元的专家号能多加500元卖给你。”

　　武汉来的李浩(化名)正是为了一个原价5元卖到60元的普通门诊号，跟票贩子打了起来。“我们这点小病，总共看下来最多也就100元左右，挂个号就要我60元，你们太黑了。”

　　齐大妈回忆起四五年前的北医三院仍然感慨。那个时候，来这里看病的主要是北京人，随时来都能挂上号。“现在不行了。票贩子雇人在每个窗口都抢先排上，一开始挂号就每人抢上两个。一般人想挂号，冬天早上五六点来能挂上普通号，夏天得早上四点来，专家号几乎是不可能挂上的。现在几乎只有儿科、产科、急诊，病人几乎随时来都能看，别的科都一大早就没号了。”

　　“现在看病太难了，我们挂个号就要凌晨爬起来，但那七个人(笔者按：指票贩子)一直就在最前头，一个个还特别横。”家住附近的李大姐说。

　　“外地人专门来北京看病的就惨了，如果没钱住旅馆等着挂上号，要么被号贩子宰上几百元买个号，要么就被医托弄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。”齐大妈说，“你去问那些被骗的人，十个有九个会跟你说，反正没号了，想看也看不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