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卫生部专项调查，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全国医疗药品消费总额以年均21.4%的速度递增，目前药品消费占医疗总的费用比例高达50%以上。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是安徽省医科大学附院整形外科主任，她告诉记者，药品价格居高不下，其原因是深层而复杂的。

　　一是卫生体制和国家的“以药养医”政策造成了医疗机构追逐药品销售利润。长期以来，我国城镇实行公费医疗制度，医院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原由国家全额拨款。

    自改革开放以后，国家财政投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，在一些大医院仅占7%至10%。政府允许医院以15%的药品差价对外销售来弥补亏空，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医院开大处方、开进口药、开高价药，尤其是抗菌药的滥用现象特别严重。在一些发达国家，医疗机构的药品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3%至7%，而据卫生部资料，在我国这一比例竟达到50%以上，在县及县以下医疗机构甚至达到70至80%，这种“以药养医”的现象势必导致药物的滥用，“只选贵的不选对的”。

　　二是药品流通领域混乱。国家把药品作为一般商品全面放开市场经营，重视了药品的商品性，忽视了药品治病救命的特殊性，使药品市场混乱，商业贿赂严重，带来药品费用持续上涨，药品价格居高不下。

　　据汪春兰了解，药品从生产到销售终端一般要经过6至9个环节，进入的药品交易主体不计其数。这些交易主体大致分两大类：一类是有营业执照的公开交易者，另一类是暗箱操作隐性交易者。前者有6000多家制药企业，12300家药品批发企业，18万家零售药店，1349家药品连锁店，30多万家医疗机构，上万家药品代销机构及药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。隐性交易者包括10万名医药代表，210万名有处方权的医生，上万家招标代理机构等。众多的流通环节和交易主体都想分吃药品差价这块“唐僧肉”，形成了一股推动药品涨价的合力。

　　三是药品生产领域无序竞争。汪春兰介绍，目前全国6000多家药厂中，小企业占75%以上，单一品种药品的同构率高达90%以上。阿莫西林有200多家药厂生产，诺氟沙星生产厂家多达800多家。而不少药品生产企业竞争却是“逆向定价”，把通过改包装，改剂型，改规格的“变脸药品”作为新药重新定价，价格翻了几番。

　　汪春兰表示，我国的制药业生产集中度低，产品创新能力低，生产的成本高也对药品价格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　　针对药价虚高的现状，汪春兰代表提交一份关于从源头解决“看病贵”问题的建议。她说，医院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，国家的财政投入要到位，全额拨款。公立医院收入与支出分离是最理想的办法，使医院从目前自谋出路中解脱出来。药品为特殊性商品，建立专营性渠道，由国家计划性监控，不能全面放开市场经营，坚决取缔、打击药品的非法虚假广告。同时加强药品定价管理，理顺药品价格管理体系，药品定价要有科学依据，不能随意定价。尤其是对“新药”的审批，谁主管，谁负责，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。